图/肖振铎

普通话

文/达伯·霍尔斯

发于2019.7.8总第90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距离我大学毕业已经超过十年，回顾这十年，前些年普通话拿到了一级乙等，算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。然而和朋友炫耀一番之后，发现大家都拿到了这个等级，略感尴尬。

从湖北去北京上大学后，自恃普通话标准的我接连受到重击。当时的几位室友分别来自北京、东北、河北、河南、浙江。鉴于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前面四位甭提了，就连浙江同学也只是前鼻、后鼻音偶尔会有点问题。在这种强者环伺的境地中，我发现自己其实对边音、鼻音、前鼻音、后鼻音都分不太清。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孟子说南方人说话是“鴂舌”。虽然孟子是为了讥讽楚人许行，但还是在我的伤口上撒了把盐。

发音不标准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小烦恼。比如，到学校餐厅想点牛柳，一不小心就会读成“牛扭”。后来我才看到，被称为“今之毕昇”的王选先生回忆大学生活时，讲到他的一位无锡同学去饭店吃饺子，对服务员说“要一盘儿饺子”，因为儿化音不标准，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。他的这位同学真是让我感到惺惺相惜。

点菜出点小问题不算严重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曾经短暂租住学校林园的一个床位，现在想来，那时我大概时不时地就把“林园”说成了“陵园”。听我介绍住所的人应该会感到很恐怖吧。

方言确实会造成沟通障碍。在民国时期致力于确定标准音的“读音统一会”上，当时吴语和北方话是最有希望当选标准音的——因为参与者以江浙两省人士居多。会上，北方派主张一省一票，南方派主张一人一票，而在本就已经暗流涌动的会场中，苏州汪荣宝的一句“黄包车”，还被河北王照听成了“王八蛋”，导致双方差点大打出手。由此可见，普及普通话确实有其重要性。

经过几年的磨练，硕士博士阶段我回到湖北学习，如鱼得水，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某日读到睡虎地秦简里的一个案子，讲的是一个人有“毒言”，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，不使用他用过的器皿。“毒言”是什么呢？东汉王充《论衡·言毒》说：“太阳之地，人民促急，促急之人口舌为毒，故楚、越之人促急捷疾，与人谈言，口唾射人，则人脣胎肿而为创。南郡极热之地，其人祝树树枯，唾鸟鸟坠。”意思就是，阳光强烈的地方，火气大，人说话语速快，唾沫能伤人。南郡就是湖北一带。

读完这段故事，我感到自己又受到了数万点暴击。不过这样看来，湖北人可能不用操练，就能成为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里的包龙星啊。

十几年里，我辗转于几个城市生活，各有不同的方言。我很喜欢普通话的字正腔圆和它带给我的便利，也日渐感到乡音带给自己的归宿感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，也是情感的寄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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